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在文化革命的风浪中，四人帮坏事做绝，后期又在教育战线掀起了学朝农的黑风恶浪，在“农林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最高指示指引下，数以万计的农林院校师生纷纷奔向农村山乡去见阳光。文革后期，中南林先是与广东农学院合并，成立广东农林学院。1975年在曾拖着马尾巴过草地的红小鬼时任党委副书记张宏光的争取和动员下，带着100 多户原中南林的教职工，拖儿带女大箱小包的扫地出门，从广州五山搬到了地处大三线的湘西溆浦大江口。
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三线建设中落成的红成机械厂，坐落于湘西溆浦大江口，不知何故建成后还未曾开工就下马了。经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同意，中南林便搬进了这家藏在山沟里的兵工厂。除了将一栋高达10余米的战斗机总装车间改造为三层的教学用房外，其他车间均直接用作教室。林学系搬上了威虎山，森工系则搬进了夹皮沟，教职工则分居于各个山头上的二层楼房内。到了晚上，寂静的山岭上倒也灯光一片片，一串串，比周边的乡村显得更有生气。
一所大学搬到了与世隔绝的山沟里，对教学科研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当时化学教研室需要买一台分析天平，而我们的书记竟然说到镇上去买杆秤先用着再说。类似的笑话还真不少。
车间改成的教室就在山头上或小河边，周边农民的牛群，也常悠闲地在教室外吃草。老师在教室内滔滔不绝，牛群也不时发出嗷嗷之声。将同学的目光引向窗外。其情景与电影“马尾巴的功能”无二。
说到教学和管理，那时候倒也自由，除了每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之外，校方对教学倒是没有任何考核和检查，没有今天高校的各种评估和验收，不必花很多时间去准备那些供检查的文件。但随着77级、78级精英学生的到来，老师也不敢怠慢，大家都精心准备教学，钻研的态度和精神面貌也开始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
最可怕的冰雪天气，从生活区到教室到经过一段石头堆砌而成的河堤，在结了冰的石头上无法正常行走，常常摔跤，不管年龄大小，拐杖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出行工具。
虽然生活艰辛，乐事倒也不少，每逢周日，成群结队坐免费大巴到大江口镇上去购物，就像今天进超市一样。有时还花两毛钱坐绿皮车厢火车去一趟溆浦县城。我经常跟森工系的吴社广老师等前往县委招待所，大家凑钱点上几样农家土菜以改善生活。现旅居美国的吴社广老师回到深圳时喜欢 AA 制，与退休后定居深圳的老师聚餐，都说是从美国带回的习俗，其实早在溆浦时我们就开始了 AA 制。
当年工资都不高，极个别教师有高级职称，老讲师也不多，工资就80多元，从广州搬来的一般教师按广州工资发也就60元左右。我从上海调来，工资从58.50元降到了42.50元。好在物价便宜，米8分钱一斤，鸭子5毛钱一只，橘子5分钱一斤，柿子1元可买50斤。常常一买就是几十斤，放在大水缸内，加上石灰水泡上一段时间，又青又涩的柿子就变得又脆又甜。板栗要二毛钱一斤，相对贵点。记得当年在我校召开过一次木工专业教学研讨会，外地来的老师都对便宜的土特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东北林学院的陆仁书老师，他买了很多板栗，旅行袋不够装，就将一条长裤的两腿端扎紧，将栗子装入西裤腿内，再将裤头绑紧，倒也方便实用。
课余最普遍的活动是种菜，大家都在房前屋后或周边的山坡上种菜。林学系的留苏归来的博士陈文密老师是最勤快的，课余经常看见他提了一个粪桶为菜地施肥或浇水。森工系的蒋开苏老师则最认真和严谨，种菜时的株距和行距都要用随身携带的钢卷尺进行测量。他们都在同事中传为趣事佳话。校方还规定每年每人交 50斤南瓜给食堂，但能完成的则很少，后来就不了了之。
种菜一方面是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消磨时光。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卡拉OK，没有健身房的时代，种菜也是一种有效的体能锻炼，除种菜外，周日还上山砍柴，采摘野菜。家家都有一柴灶，天天可以用柴火炒菜。山沟里背阳处最好的野菜是鱼腥草，长得肥实鲜嫩，还有清火的效果。最令人羡慕的是单圣涤老师，他有公安机关准发的猎枪持枪证，那时还没有禁猎和生态保护政策，他白天可以上山打野兔和鸟类，晚上在矿灯强光照射下还可以打到麂子或小豹子，当然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也送给我吃过，味道十分鲜美。
打煤饼是过日子的另一项必修课。因为柴灶不便煮饭，所以必须要配一个便携式灶炉。乡下没有煤球或煤饼供应，好在附近有一家农民开挖的小煤矿，老师们常常租一小货车，亲自上山去装煤。由于不用称，所以装车时总是拼命地多装一点。打煤饼时相互帮忙半天打完，摆满院子晾晒。我第一次打煤饼是戴辉寿老师帮忙，还有78级的张响三和李赐生同学。为了慰劳大家，中午就在家吃饭，鸭子和肥肉是最受欢迎的菜。虽然辛苦，大家倒也快乐。
穷乡僻壤没有任何娱乐，其时电视机刚刚问世，可是价格昂贵，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售价900余元，双职工一年不吃不喝才能凑足一台最小规格电视机的钱，大多不敢奢望。但也有赶潮流肯花血本的，记得当年就有文佩芝老师和单圣涤老师就各买了一台24寸的彩色电视机。可是由于没有转播台，几乎收不到节目，即使收到的节目也只有声音没有影像，只能当作收音机使用，唯一的大众娱乐是看电影，在生活区的球场上看露天电影。每逢周末的夜晚，大家都会扎堆去凑热闹，特别是小孩子更是欢天喜地提早拎着凳子去占一个好的位置。即使是下雪天，大家也会从头到脚全部武装照看不误。
随父母从大城市来到这山沟里的小孩子倒也不寂寞，他们群群结队满山遍岭摸爬撒野，特别到了秋天，山上成片的油茶林枝头上结满了一种酷似炸虾片状的白色茶泡，又叫茶耳朵，是一种可生吃的野果子。放学了孩子们便三三两两结伴上山，不花一分钱便可採得在城里根本看不到的珍稀野果。但经常是流连忘返，且满身尘土，免不了回家后遭受家长的责难和打骂。我的大儿子胡冉和胡日利老师的二儿子胡强便在其中。这种经历在他们童年的心理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大江口的五年我除了上课外，还在校办木工厂参与管理，指导学生实习，还为汽车队的大卡车喷过油漆，也为去世的工友刷过棺木的油漆。还随余剑林老师到他的老家常德为后勤处采购过咸蛋、咸猪脚和腊肉等副食品。晚上住在一奇葩招待所，一大房间内摆了20多张小木床，男女共居一室，哪床有空就住那里。房价每床2毛钱，当年的常德就这水平。
大江口的五年有苦有乐，比起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我们算是幸福多了。能有机会来大江口学习的知青，不管是75、76届工农兵学员，还是恢复高考后录取的77届、78届大学生，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虽然学校地处边远，但他们却看到了辉煌的明天。历史证明他们是明智的，今天的中国不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当家做主吗！
（胡景初，男，生于1941年12月，民盟党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主攻方向家具设计。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家具设计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家具协会理事，中国家具装饰商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资深会员，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资深高级室内建筑师，全国家具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家具与室内装饰》期刊社社长兼总编辑。多次担任上海、深圳、广州、乐从等地举办的国际家具展览会设计奖评委。)
